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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为什么会有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听那个年代的亲历者说!
       最近俺们老家山东可真是天天上头条,火的那叫一塌糊涂。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2018年至2019年的山东高等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结果,其中有242人被发现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取得学历,冒名顶替者获得学历时间为2002年至2009年。
       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发现是被人冒名顶替上了山东理工大学(校址山东淄博,原名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大约30多年前我曾骑自行车到过该校)。因为学历不高,陈春秀这些年四处打工,而顶替者在当地某街道办事处成了公务员。这事发生在2004年,16年前。
2020年6月22日苟晶发帖称自己曾在1997年和1998年高考中连续两年被顶替。其中1997年顶替者为自己高三班主任的女儿。
       这样的丑闻让我大山东很受伤,人们不禁有理由要问:还有无这样的事?
      作为当年的一名亲历者(幸运的是最终能够考上大学),我有时都怀疑自己的档案曾经被人动过手脚,让我来分析一下。
     1山东是高考大省
     1991年终于考上了大学,费了我洪荒之力。较真说来,我的大学晚上了一年。“1987—1990年在山东青州五中读书,1990—1991年在山东青州二中复读”,这是我简历上的标准文本。可以明显看出,正常3年的高中,我多读了1年。这倒不能说我就有多笨,因为那个阶段在山东参加过高考的学生以及家长、老师都知道能够考上大学有多难;也不能说我就很聪明,至少比那些3年就能鲤鱼跳龙门的幸运儿差远了,何况人家有些还是名校。我就是智力中等偏下但一直勤奋耕耘的普通人(一如我70岁还在种地的农民父亲一样,不过我们的田地不同而已),这是我快50岁时才得出的正确判断。
       年轻同事看到“博学多才”的我简历上竟然写着复读一年,感到不可思议。无他,因为30年过去,大学已经从当年的精英教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我读书时的山东,为了高考,有多少人复读,又有多少人复读数年,至于高考移民,假借他人名义和户口,这样的案例,在当年经常有传闻。
       这些年,山东的高考仍然激烈。当年我从山东到岭南漂泊,有个重要理由就是为当年才6岁的孩子高考寻找更多机会。现在儿子已经读大二了,我一直怀疑凭他的成绩在山东老家能否考中大学。
       山东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偏偏驻鲁高校数量少、招生指标偏低,让山东高考形势异常严峻。
我一直认为,山东的教育对不起他勤劳善良的一亿多人民,山东的学子们已经承受而且目前还在忍受这一痛苦。
       2假冒身份并非个案
       2002年山东男子李洲使用李振的身份信息、学籍信息参加高考,被吉林一高校录取。毕业后,李洲进入北京一公司工作,并将户籍迁入了北京市,分别于2008年和2013年生育一儿一女。因为父亲是北京户籍,2010年儿子落户北京,2016年女儿也同样落户。期间,李振也考取大学,落户在天津。在公安部开展的身份证信息清理工作中,李振被发现是重名重号。因李洲的北京市居民常住户口系非法取得,公安机关将其注销。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认为孩子随父落户亦不合法,将两个孩子的户口同时注销。李洲遂以两个孩子的监护人身份,向北京东城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洲的父亲向法庭出具情况说明,表示用他人学籍参加高考是当时的特定社会背景,并不是个例。李洲当时的行为目的并非是非法落户北京,其结果不应当由孩子承担。李洲籍贯所在地的县公安局出具证明,表示孩子已经在北京办理出生落户,无法在籍贯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东城法院审理认为,因为李洲的北京市户口属于非法取得,故其子女随父在京办理的出生登记亦不具有合法性基础,市公安局注销孩子的户口登记,并无不当。2019年7月,北京市二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2019年7月28日《北京晚报》)
       我们山东人就是这样实在,“用他人学籍参加高考是当时的特定社会背景,并不是个例”,山东的为政者,你听到了人民的愤怒了么?这是一个山东人对教育、对执政者的谴责。
      这又一个因为高考而改变了命运的人。
       3身份信息易改动
       无独有偶,2019年2月22日由中央政法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卷宗丢失等问题的调查结果。2016年8月,最高法院政治部在干部档案审核中,发现王林清档案中有16处涂改出生日期(均将其出生日期从1972年7月改为1974年7月)。同年10月29日,最高法院给予诫勉的组织处理。王林清承认错误,表示接受和服从组织处理。
烟台人王林清和我这个潍坊人同年入读大学攻读法律,不过他在烟台大学我在西北政法,我从小上学一直属于班级中年龄较小的,他的1974年出生就明显不合情理。这正是:饶你奸似鬼,也喝老娘洗脚水。做人做事还是要老实,不要取巧,特别是我们这些为法律职业者更不可不慎重。
但他怎么就能改动这些信息?他能改,李林清们可不可以改?
       我当然不是说普通老百姓能改变身份信息,恰恰相反,必须是有钱有权有能力的人。例如陈春秀案中的冒用操办人,就是那个人已经去世的“中国好舅妈”;而苟晶的则是他班主任,这是个最容易造假的身份(我后面论述)。
       4我也差点为高考移民
       1990年复读时,我们班有同学提议移民到隔壁的某市参加高考,那时的山东分地区划分数线,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为何一河之隔的地区就比我们的录取线低好多。到隔壁地区参加高考,不但保证能考上,而且还会考上名校,这于每个人都有吸引力。心动不如行动,有一天同学带我去了隔壁区县,引见了一位教导主任,递上1990年高考成绩单,他异常热情地欢迎我移民该校并承诺不收取学费,且包办所有的户口迁移、学籍手续,甚至暗示学校还可提供免费食宿。高考不只是考学生,也是在考学校,学校之间竞争很激烈,为了招到好生源老师使出浑身解数。即便是这样的条件,后来我还是打了退堂鼓,就怕万一被发现会成为人生污点影响一辈子,毕竟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
       我知道有些人走了这条路,我理解他们的无奈,也从来没有歧视他们,但就是过不了自己心理这一关。
       5、假冒为什么容易成功
       现在网上许多人质疑,为什么就这么容易被假冒?不应该啊,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山东的情况。
       我以自己为例来说明。
       1991年8月中旬,我骑自行车去青州城里取回了录取通知书。那个年代,高考的录取通知书不过是一个印有学校校名的普通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简陋的录取通知书和一纸入学须知。不像今天专用EMS专递到考生手中,当时一律寄到学校班主任那里,或许是为了学校便于统计和掌握高考录取情况,但有时就容易发生丢失甚至冒领,被称为中国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与陈晓琪教育权案”就因此引发,而且就发生在我们山东。原告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1990年两人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了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在其父亲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后案发。这还只是个中专而已,至于冒名上大学的似乎也有所耳闻。我们看到,无论是司法还是执法的点滴进步,都是血泪的教训换来!
      估计陈秀春、苟晶的也是这样,其实我也是这样,这也是我现在怀疑自己都有可能被假冒未遂的症结所在。
      6、我的分数竟然抄错了
      1991年,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复读的青州二中公布成绩时竟然将的分数抄错,将我517分的高分抄成了496分(那时没有今天的网络、电话查分,先是张榜公布,然后过些日子才是到校领通知书,有些同学一看分数未上榜,于是羞愧不已,也就不会再来领通知书了,所有的冒名顶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套路),蛤我的分数正好在高考本科和专科分界线上。当时是先报志愿后发榜,有高考线下调的惯例,理论上讲我读个本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就此我从农业户口变为了非农业户口,成了城里人。
       高考成绩差21分,会影响多少录取名次,我想大家都能猜测。高考这么重大的事,怎么会抄错呢?某老师,你的心也太粗了。想到这里,都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咱就是个农民的孩子,没权没势啊。
       7、当年高考管理的乱象
       1990年我参加高考,作为一名文科生,一名语文尖子生,那年我的高考语文54分,估计作文是0分。那年也非我一人独享此荣誉。就这样我仍然达到了昌潍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线,还被通知进行英语口语提前面试。现在还记得我同村、时任东夏镇长的邵竹升大伯受学校委托捎口信给我的情景。今天邵大伯也长眠地下有年了。因为我年少张狂,我的志愿中不但拒绝了师范而且不同意调剂,于是注定了我复读的命运。
       明明我都没有填报师范,自然我也不应该参加口语面试,于是我干脆没有去,当然我现在正严重后悔中,因为就这样世界上少了一个传道授业的老师,多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法律人。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30年前高考招生管理的混乱。
       好了,我们看到,现在的高考可以通过网络、电话查询高考成绩,而且可以复核分数(不知道成功率几何),更重要的是录取通知书用高考专递方式直接寄送给考生本人,这让苟晶、陈春秀这些被冒名顶替的操作老师们再无从下手。也就根本上杜绝了这样的可能。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写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山东为什么会有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除了人口多、学校少,高考通过率低等原因,最重要的是录取通知书不寄送给本人,而是统一寄到学校,由学校通知学生领取,这样的陋习这样的制度设计,让无良者能够施恶,罪恶能够得逞。
       我为当年这样的制度而感到羞耻。我不知道这是从何时开始的,至少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来说,我那时是这样的!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让好人变得更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让坏人变得更坏”。
       有坏制度,就有了让坏人作恶的可能。这样的制度之恶,30年后终于开始发酵,这真的难说公平。
       但愿这样的恶制度不再有。
作者:王学堂  来源公众号:法律学堂

发布日期:[2020-07-01]  共阅[54]次  〖打印此页〗 返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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